寻根：我从哪里来？ -------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北”纪事

马玉彪

寻根：我从哪里来？ -------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北”纪事 ［8月28日上午在武汉图书馆的学术讲座］ 一. 江西向湖北的大移民 二. 我从哪里来-------瓦屑坝、筷子巷 三. 移民迁徙湖北路线图 四. 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五. 对湖北经济文化的贡献 一. 江西向湖北的大移民 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表明：在洪武大移民中，从江西迁住湖南的移民约有57万；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约为69万。(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125页、148页、15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数量如此巨大的人口迁徒，在明初朱元璋的严格户籍管理制度之下，如果不是由政府组织进行移民，民间自发的人口迁徒要达到如此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江西填湖北史称“江西填湖广”，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移民运动。此事既不见诸《太祖实录》，亦末见于朱国桢的《皇明大政纪》、谈迁的《国榷》、也不见于私修国史《皇明通纪》(或称《皇明资治通纪》、《国朝典汇》等书。如此大的事件末见诸实录、的确使我们感到困惑。但明清以来撰修的方志以及民间族谱却颇多记载。如：民国二十五年《喻氏宗谱》卷一载：“徐寿辉之乱，楚地榛莽千里，虚无人迹。洪武初，诏豫章各大姓从黄占籍。”民国三十五年《黄氏族谱》卷首说：“明初，湖北户口凋伤殆尽，洪武二年徒江西居民实之。” 是什么原因致使江西人口大量迁至湖北： 一是江西密集地区没有经过大的战乱，人口损失极小。元代，湖南人口约为江西的三分之二，湖北人口则为江西的五分之一，两省合计仍不及江西。而饱经宋元和元明之际战乱的湖北，更是人口稀少。地旷人稀的这种人地关系，成为“江西填湖广”的基本原因。因此，江西填湖北是历史的必然。 二是逃避沉重的赋税。《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卷三：“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湖北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三是地理上的便捷。在江西人眼里，到湖广谋生犹如“跨门过庭”，实在便当得很。 因此，迁徒湖北是江西人的首选。 二. 我从哪里来-------瓦屑坝、筷子巷 多数湖北人爱以“老表”互称，一句“老表”的称呼，拉近了你我多少距离！“老表”的祖辈都来自江西，有的说是来自江西瓦屑坝，有的说是来自江西筷子巷。然而，瓦屑坝毕竟曾是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圣地之一，不仅驰名遐迩，而且深深铭刻在移民者的记忆里。瓦屑坝在哪里？它与湖北人是什么关系？ 这是鄱阳县莲湖乡瓦屑坝村农民画家胡昔训根据祖辈们留下的关于瓦屑坝的传说而精心绘制的瓦屑坝移民图。这幅《瓦屑坝移民图》较真实的反映了明初瓦屑坝移民的史实。 《瓦屑坝移民图》意境宽宏，牵动了亿万移民后裔的情感。 图中上半部分画出了明初移民时，在瓦屑坝设局驻员，官员在登记造册的场景。从饶州各县结队而来的移民，他们面对官府的移民告示，无可奈何。他们只能认定命运如此，面对持枪的武士，被迫惜别亲人和故土，被迫上船，被押送去一个未知的远方…… 图中下半部分，画出了当时移民们被迫迁徙，惜别亲人，告别故土的悲壮情景。图中画出了儿子拜别双亲、夫妇挥泪惜别的悲惨情景，也画出了移民们拾瓦屑为记，掬泥土为念的背井离乡、依依惜别的心酸落泪的情景，画中一颗柳树下，一个移民正在占卜凶吉、乞求渡过灾难，期盼自己有好的未来，一幅悲惨的情景跃然纸上。 《瓦屑坝移民图》是一幅勾起移民后裔眷乡恋祖的实物见证，它牵动着亿万移民后裔的情感 。 1.文献中的瓦屑坝 “瓦屑坝”这个地名的比较完整的文献资料，首见于1992年版的《新洲县志·杂录》。《新洲县志》上还说：新洲县八成以上的现居人口是江西移民的后裔。 “鄱地以瓦屑坝得名者．莫著于瓦屑坽。若瓦屑坝、瓦屑墩则传者盖寡焉。考饶郡城西二十里为尧山．载郡志。峰峦苍秀。泛彭蠢者百里外，隐隐可见，延袤起伏，凡十里许，而总谓之尧山。山在鄱江之北岸．南岸有水斜出通江．即所谓瓦屑坽是也。”瓦屑坝在古饶州鄱阳县鄱阳湖边的尧山之麓、鄱江之滨。现属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大莲子湖滨的莲湖乡，村落名为瓦燮村。 据鄱阳县志（清同治版）称：瓦屑坝在立德乡六十九都，县城西二十余里处，楚中诸大姓多于元明之际自此徙。 在地图上能见到：鄱阳城西九公里处，有地名“瓦燮坽”此“坽”在鄱江南岸，与尧山相对。北距双港镇5．6公里，西南有莲河、莲湖、表恩山，与考载全然相同。无可置疑，此处村落即是瓦燮村。瓦屑坝原是制陶工场。相传姑苏陶人曾在此制作陶器，因避黄巢之乱．复徙吴地。这个制陶工场便成为一片废墟。瓦屑坝当地陶土质量好，烧制的陶器颇佳，工艺水平较高，故还被选作宫殿营造之用。 瓦屑坝水绕山环，堪舆者称其地有风水之胜。瓦屑坝峰峦苍秀，延袤起伏；鄱湖水阔，渺无津涯，而港汊湖滨，皆萑苇芰荷。瓦屑坝人男耕女织，以耕读为本；兼或渔樵，或怀资怀技，游走他乡…… 鄱阳县城曾是饶州府的驻地，瓦屑坝作为当年的交通要津，其繁华亦是可想而知的。随着历史和自然的变迁，瓦屑坝已不具水陆码头的功能，昔日的市井繁华也随之不再。 瓦屑坝，曾是中国古代移民集散地之一，随着古代大规模移民成为尘封的历史，瓦屑坝的地名也就随之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2.曾经的“故乡”—— 瓦屑坝 瓦屑坝曾是豪门望族聚居之地，“其姓则有余，有陈．有邹．有杨，有王，有赵，有董，有张、有彭……”元末明初，虽有陈友谅军骚扰，当地人吴宏、于光组织民众保土安民，故罹患稍浅，人口未有大的损失。明朝定鼎后，由于江西少有兵燹之灾，生口繁衍，地少人稠，于是朝廷令徙饶州民填实安徽、湖北等地。于是，祖辈们从赣南、赣中、赣北直奔鄱阳城，穿越筷子巷，聚集到瓦屑坝附近的鄱阳湖滨青江渡，乘舟楫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驶向远方的他乡。许多移民者的祖传家谱上或载于口碑的传说中称：我家祖辈来自江西瓦屑坝！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的最后记忆，江西鄱阳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确切地说，瓦屑坝是我们梦中的“故乡”，是我们曾经的“故乡”！ 3.瓦屑坝地名的“搬迁” 瓦屑坝，多少背井离乡的先民为这一方热土魂牵梦萦！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依“地随人迁”的古制，将“故乡”的瓦屑坝搬到他乡。例如： 在落籍地取与江西相关的地名，如汉川县志中有“江西垸”地名。元末明初县境人烟稀少，而江西来汉川定居者众，有的家族为了不忘祖籍，便将有的湖、垸取名为“江西湖”、“江西垸”，并延用至今。 当阳县胜利村村委会所在地，以前叫做“江西坟墓”，方园几百亩的地方，布满了大小无以数计的老坟新冢。相传“江西坟墓”埋的是历史上江西填湖北人口大迁徙时，来到这里的江西移民的先人后代。 明·嘉靖《蕲州志》：“瓦屑坝在州东一里，诸家、袁市二湖之界”，清·光绪八年编《蕲州志》中的蕲州城地图还明确标示有瓦屑坝的位置。显然这是从瓦屑坝迁居蕲州的先民带过来的地名。清人顾景星还在他的文集《白茅堂诗文集》中谈到瓦屑坝是李时珍的故居所在地，瓦屑坝距当年李时珍的诊所玄妙观原址不到100米。当代人撰写有关明代《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生平的文章中，都确认李时珍是蕲州瓦屑坝人。清光绪八年编《蕲州志》中的蕲州城地图也明确标有瓦屑坝的位置，这说明瓦屑坝这一地名其历史是悠久的。 东长街为蕲州最繁华的商业街，而瓦屑坝在东长街之尽头，雨湖(诸家湖)和沿市湖(袁市糊)之中间：为两湖之分界。该坝原有一渡口，随着蕲州的日渐繁华，为了交通便利，人们在这早年筑了一道堤坝，称瓦屑坝。瓦屑坝的正确地理位置应在现在的东长街174号和新街96号至街口村134号。新街103号至街口村134号，该路段1978年之前为一条高出袁市、诸家两湖水平面3米左右的公路，路的两边无一建筑物。而现在的建筑物均为1978年“知青返城”所建的居民住宅，因“坝”两边四周均建满了住宅，瓦屑坝在1980年之后就被东长街、新街所替代。现在这里的公路还显露出人为的一条堤坝的雏形。主坝不足100米，全长约为200米。 1982年的《蕲春县地名志》中却找不到瓦屑坝这一地名了。一个见证“江西填湖北” 移民运动史的地名、一个记载着先民们筚露褴缕以启山林的历史记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人轻轻抹去了！如此数典忘祖，实在令人痛惜！ 蕲州瓦屑坝是湖北境内唯一以移民集散地命名的地名，是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地名，恢复这一地名，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先民的奠祭！ 见诸文献资料记载的瓦屑坝地名还有： 《黄冈县志》：陈姓 “其先世在宋代自江西江州瓦西坝迁居浠水。后世由浠水分支居黄冈邱店、韦家凉亭。” 大冶《余氏宗谱》：“一世祖捻，南宋人，世居江西南昌县瓦屑坝。第三世壁胜生荣叔、荣英。荣英自江西徒居湖北大冶。” 黄陂《谢氏族谱》：“谢伯六于洪武七年(1374年)自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筷子巷瓦屑墩迁黄陂西南乡共木岗。” ……… 4.风俗文化中的故土情怀 先民们不仅把“根”保存在家史里，而且以风俗文化的形式保存在日常生活和祭祀活动中。这是向人们昭示：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江西始迁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后，虽然与湖北这方热土世代廝守，繁衍子孙，建设新家园，却对江西有割舍不断的故土情怀，这在风俗文化等方面都有表现。 从江西迁入湖北的移民者中，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因此乡人多在祭祖的供品“刀头肉”上插双筷子，以表示不忘祖根。这个风俗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流行。在语音方面，湖北大多数江西移民后裔，还保留着从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词语读音。例如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将外祖母（外婆）读作“家（音咖）婆”，方向词“去”字读作“器”音，动词“站”字读作“记”音，等等，不胜枚举。这类文化遗存，从另一视角印证了先民难忘祖根的历史情结。 不仅江西人有互称“老表”的风俗，而且多数湖北人也爱互称“老表”。这个风俗从何而来，已难追寻，但凡有“老表”称谓的地区，一定有江西移民。 《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曲彦斌主编）“老表”词条称：“宋代蹴鞠行谓道士。《圆社锦语》：‘老表：道士’。”可知“老表”作为一种称谓，早在宋代便已出现，但仍未指出“老表”的词义来源。即使在当代权威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等工具书中，也不载有关“老表”的来源。《现代汉语词典》倒是在“老表”词条下列出了3个义项：江西人的别称、表兄弟和对年龄相近的、不相识的男子的客气称呼。 总之，老表是个令人感到温暖而又亲近的称呼，即使在打趣时，一句“老表”，也会令人有轻松愉快的感觉。 5.史珥的《续瓦屑泠考》 现在，民间推动或兴起的寻根热，人们纷纷如朝圣般前往祖辈迁出时的移民集散地，以期能寻找到一脉相承的祖根，解开“我从哪里来”的历史之谜。然而，人世间沧海桑田之变，这些移民集散地已非昔日面目。以瓦屑坝来说，当年名称瓦屑坝，现已更名为瓦燮村；当年是人潮涌动的水陆码头，现已为农耕为主的普通村落……！这样的变迁，需要从被历史湮没的资料中钩沉辑佚，还原真实的瓦屑坝。所幸的是史珥的这篇《续瓦屑泠考》，对瓦屑坝的地理位置，村名来源一一作了详尽考证。 史珥（1709-1775），字师戬，号汇东，鄱阳西隅(今鄱阳县城西门)人，人称其家族为西门史家。史珥于乾隆十二年(1747)中举，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进士，官吏部主事。著有《鄱郡史事考》、《续瓦屑泠考》等，不仅对寻根者，而且对研究移民史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资料！ 【附：史珥《续瓦屑泠考》】 《新洲县志》中的《瓦屑坝考》。是从当地《姜氏宗谱》中辑出的。经对读发现，《新洲县志》收录的《瓦屑坝考》，实为史珥的《续瓦屑泠考》同文。在新修县志中，惟《新洲县志》收有瓦屑坝的考证文章，这凸显了主持者对史料的重视和史识。史珥的《续瓦屑泠考》中有一位湖北籍官员相关，他就是石虹先生。 张希良，字石虹，湖广黄州府黄安县人，约生活于清顺治至康熙年间。康熙己酉(1669年)举于乡，乙丑(1685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戊辰(1688年)助礼部试礼闱(即礼部考试)。其时，张拟修《五岳异名志》，并考证江河源流，以成舆地大著。大学士王照赞曰：“张公可谓博物君子矣”。庚午(1690年)典试浙江，丙子(1696年)典试顺天，随即修纂宋、元、明三朝国史，及《大清一统志》与《明史春秋讲义类函》等书。希良累官左右春坊赞善、皇家侍讲等职，后在督学浙江时请归，年八十有二病卒于家。 6.石虹先生的《瓦屑坝考》在何处 有《续瓦屑泠考》，此前必有正考，或曰真正的《瓦屑坝考》(而不是《新洲县志》收入的重文《瓦屑坝考》)。史珥在《续瓦屑坝考》中己提到的张希良著有《瓦屑坝考》，而张希良的《瓦屑坝考》又不见于公开文献，或许收录在移民者的家谱中，有待收藏者公布。 7.说说筷子巷、瓦子角 江西筷子巷也是方志和家谱中所见的移民集散地之一，知名度与瓦屑坝不相上下。如： 《大悟县志·人口》：“有史料可查，较大的一次迁徙为明洪武初年，迁入者以江西、湖广居多。民间素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 光山县《赵氏宗谱》：“赵宋之后避敌于闽广间，其子孙苗衍散于江左江右，至今数百年矣。念始祖杉公原籍江西鄱阳县瓦屑坝双港桥筷子巷赵家湾，一经元乱于明初经由鄂麻迁河南光邑。” 又如义门陈氏的家谱中称：北宋仁宗年间江州义门陈氏分户，一部分陈姓转迁至江西南昌筷子巷，洪武元年由南昌筷子巷迁居湖北红安县至今。 筷子巷（街）这一地名在省内的分布远大于瓦屑坝，如： 武汉市的武昌有筷子巷、筷子堤、筷子湖， 黄梅县孔垄镇有筷子街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的香岗，又名筷子街 湖北鄂州有筷子街 南昌是江西一大都会，且筷子巷位于赣江之滨，有水陆便捷之利（距另一个移民集散地瓦子角不到500米），南昌筷子巷作为移民集散地应该是可信的。 8.金永森的《筷子街考》 金永森（公元1853年—公元1929年）号鹤生。湖北黄陂人。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乡试中举，任咸宁县学教谕，创设月课，提倡从经史入门以出新学。被荐经济特科，以母丧未赴。会戊戌政变作，退居乡里。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起复选任崇阳训导。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课试湖北孝廉，金永森被拔为第一，任存古学堂教习，不二年辞去教职。著有《洪戒山人诗稿》一卷、《西被考略》五卷、《灾异征信录》二卷、《蒙氏三湘从事录校录》一卷。生平事迹见《洪戒山人事略》（未署名，载《洪戒山人诗稿》卷首）。金永森的经历与成就大抵如此。然而，对于江西填湖北的移民史研究来说，他的《筷子街考》却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献。 【附 筷子街考】 9.另一个移民集散地：瓦子角 “瓦子”即古代演出的瓦舍勾栏。杂剧百戏的演出场所“瓦子”因战乱或其它原因毁弃，昔时演出的瓦舍遗地，便成为瓦子场、瓦子角的地名。其遗址尚可考据的，尚有南昌市的瓦子角和乐安县的瓦子场。 由于瓦子角地名较早在历史上消逝，也或由于瓦子角所在地离通衢大道、水陆码头较偏远，对于移民者来说，集中、遣散都不太方便，或仅仅在这片旷地停歇过，故此这个地名在移民者的记忆中是很淡薄甚至是缺失的，因而流传也就不广了。 三. 移民迁徙湖北路线图 江西填湖广为何不是民间自发性的移民，这是由明代户籍管理制度决定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明王朝还施行关津制和里甲制。在各府州县，关津要害之处遍设巡捡司，“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军民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大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三）据情节轻重，处以杖八十至绞的各种刑罚。 里甲成为封建国家为维护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秩序、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执行的机构。其主要任务在加强对户口的管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让其为地租而劳动，不使外流。为此作出许多严禁农民离开里甲的规定。《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共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明朝还推行“路引”制度。凡军民人等离乡百里，即须领有路引，无路引者要擒拿送官，进行究治（见弘治《明会典》(四库全书本)卷113《兵部》8《设置巡检司》）。里甲对逃户负有勾取遣返之责。《明会典》卷19《户部·户口·逃户》载洪武二十三年令： “令监生同各府州县官；拘集各里甲人等，审知逃户，该县移文，差亲邻里甲于各处起取。其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 里甲制与关津制是明王朝严格控制人民的两种形式。里甲的组织办法，已如前述。里甲制同时规定，里甲之人要互相知保不得隐藏户口与随意迁徙。凡逃避谣役之户，称“逃户”；因灾荒战乱徙走他乡之户，称“流民”；因故侨迁他地之户称“附籍”；应朝廷之命移地定居之户称“移徙”，分别著籍，分类管理。 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详细记载了江西泰和县一个家族移居湖广湘乡的过程，印证了明代里甲与津关制度管理的严密：“ (乐翁)公世居江西太和县十九都八甲，当明定鼎初，诏徒江西民实楚南。公于洪武二年己酉卜徒湘乡。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人，择十月初六日起程。同江湾一队，共七十九人。初九日至临江府，初十日在皇叔署领票，就曹家埠登舟，十二日至袁州府，十四日至彤关，十六日至长沙府小西门舍舟就陆。息韩、刘两店一日。十九日宿湘潭后街，二十日宿云湖桥，二十一日至湘乡县南门，息单、葛两家一日。二十三日分一队共二十六人循河边上(水旁加繁体谷字)水去。公等过洙津渡，宿虞塘。二十四日过甲头塘，宿青石塘。二十五日在梓门桥，分一队共二十五人往青蓝去。公等由铜梁塘，本日到六十六都约冲，卜栖焉。计自初起程，几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公既至约冲，遂于二十八日起工造室。十一月初六日入宅安居。明年庚戊，华三、华六、华八、华九及周珍保，又离约冲外去矣。公以暮年跋涉，体渐不安，至是年四月初一日气喘沉重，自分难延，遂集家中老少嘱托后事。命三男宗海写记云：自我太祖以来，五代未分，我等在江西，人民广众，谷米贵如珍珠。今离江西半载，到此插得地方，未曾清楚。日叔日弟，我子即汝子，同心协力，立清界抵，报上登籍，安家立业，不枉前程，方可落心。……”(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卷二十二《始祖乐翁公迁湘记事》。) 《彭氏族谱》的记载可以看出：第一、洪武二年前后从江西强制移民湖广是一次普遍性的移民，彭氏家族始迁时与“江湾一队”不期而遇，说明当时移民规模之大。第二、当时的移民是家族性的行为，彭氏一家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口，举族而迁。第三、在迁移的过程中，沿途须验明身份，“所至皆挂号”，到湖广落脚后，也须“立清界限，报上登籍”，即自始至终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 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按资料记载是在南昌筷子街或鄱阳瓦屑坝集中后出发的，他们也可从水陆两路行走。 从南昌至湖北走陆驿，自九江起，过龙开河经洗心桥至瑞昌县，西过黄甲桥至界首(湖北省兴国州，即今阳新县界)，接鄂州至阳新驿道可达武昌。 从江西至湖北走水驿有二。一是从南昌经鄱阳湖，过都昌、星子、湖口入长江；从湖口北渡大江80里至黄梅县，或从湖口入长江上溯、至蕲州、黄州、汉口。这是所谓从筷子街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二是从鄱阳县（饶州府治）经都昌至湖口，由湖口进入长江后与从筷子街出发的移民路线相同。此即所谓从瓦屑坝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移民者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他们多是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而西进到达江汉平原，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部。 如果没有便利通畅的水陆交通，69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便会困难多多，也不可能集中在明初时期内完成。 四. 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元末明初是外来移民进入湖北落居的高潮时期，在部分州县，江西籍移民不仅在移民中占有重要比例，甚至在落居地的人口总数中也占绝对的多数，远远超过当地土著。这就是中国人口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 据52份家谱和17份古今县志统计，并参考前人研究资料，江西移民大致分布为： 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湖北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以上，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 鄂东北是元末、明末两次社会动荡的中心区域之一，人口流亡严重，并且地近江西，因此成为长江中下游移民涌向湖北的首入之区。来自江西约占80％强。 迁入鄂东南的江西人占总数的77％。。该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与鄂东北一样优越，对江西移民同样具有吸力。 江汉平原水土丰腴，也是江西移民的主要迁入区，根据族籍统计，江西人约占总移民人数的77％。 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自古为南北、东西交通枢纽，不仅开发条件好，而且紧连江西氏族分布集中的鄂东北和江汉平原，江西人由东西渐，势必及此。根据族谱统计，江西人大约占移民人数的67％。 鄂西北地区与川、陕、豫交界，“自元以来，四方流民争聚”，“流寓多而土著少”。移民来源复杂，“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之民一，土著二”。以陕西为主体的黄河流域移民成为鄂西北人口构成的主体，占40％左右。江西移民退居第二位，占30％。· 鄂西南地区界连湖南、四川，大规模移民时间是清代，在湖北六大区中最晚。而这时长江中下游移民规模已经减小；湖北其它区域向外移民却开始大增。因此，鄂西南山区移民是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和本省多源并重。 …… 除江西填湖广外，较大规模的移民还有30余次。故史籍中留有“太祖时，徙民最多” （《明史·食货志》）之说。洪武十七年(1384年)七月上谕户部；“今天下郡县，民户以一百一十户为里，里有长。”(明太祖实录》卷163洪武十七年七月甲寅。)所以，迁民也大都以110户为—个单元进行安置，这是朱元璋的一项创举，意在便于对民众的监控。 湖北历史上最后一次大移民是清代后期。 其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湖北是太平军与清军争夺相当激烈和频繁的地区，许多大的战役发生在境内的主要城市。1856年以后，战局的重心已转向长江下游流域，湖北的战争压力明显减少。但即使如此，湖北的人口损失依然相当的严重。许多方志中记载着有成千上万的男子、甚至有妇女被太平军掳走。仅1853年，据说被掠人口就在30万至50万之间。还有不少地方的穷苦农民自愿加入太平军，据报告仅1860年至1861年间就达30万人之多。（周武等：《太平天国史迹真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218。太平天国革命平息后，亦有周边省区大量移民填补湖北。 五. 江西移民对湖北经济文化的贡献 继“苏湖熟，天下足”之后，全国第二个获得“天下足”殊荣的地区，便是两湖。“湖广熟，天下足”的真正实现是在明代中后期。 “湖广熟”就是指的鄂东、江汉——洞庭平原、湘中这几个地区的丰收。移民分布区与此在地理上的完全重合，揭示了移民与两湖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因果关系。清前期四川大量商品粮东下在沙市、汉口集散，同样是移民带来的必然结果。移民最大高潮与商品粮输出在时间上的先后相接，这也是一个明确的指标。 在整个明代，江西籍进士共2690人，次于南直、浙江而居全国第三位。而 明代湖北进士 1009人，全国排第 11名 清代湖北进士 1247人，全国排第 9名 明清两代进士2256人，全国排第10名 清代进士最多的32个城市中，武汉237人，全国排第10名 明清进士最多的46个城市，武汉340人，全国排第19名 明朝状元2名： 任亨泰：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廷试，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卷，命擢为进士第一(即状元)。 张懋修：张居正第三子，1580年（万历八年）庚辰科中状元。 清代状元3名： 刘子壮（1609-1625年）, 清代开科状元，字克猷，一字稚川，湖北黄冈堵城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卒于清世祖顺治九年，年四十四岁。顺治六年（公元一六四九年）中一甲一名进士。 蒋立镛（1786- 1847）：字序东，号芝山，又号笙陔。竟陵(今湖北天门芦市)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殿试中，以一甲一名中状元。 陈沆（1785-1826年）：字太初，号秋舫，湖北浠水下巴河人。生于清高宗乾隆五十年，卒于宣宗道光六年，年四十二岁。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一甲一名进士。 太平天国状元1名： 刘盛培，太平天国六年（1856）某试状元。湖北人。生卒年不详。 　　 明代湖北的进士主要集中在中后期。万历时大学士叶向高说：“明兴，京山(王太仆)、齐安(王廷陈)、下雉(吴国伦)，皆翘然者，然犹未足以折海内之心而夺其气。至近日而云杜(李维帧)、江夏(郭正域)辈二三君子，始长楚矣。” （易本烺《云社故事》） 可见在湖广本地可称为才子者，在全国则并无地位。说明湖北文化学术水平并不高。 湖广的文化氛围严格说来是在嘉靖以后才营造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人口流动特别是江西人口的进人、社会风气发生变化之后才营造起来的。王士性说万历时期 “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虽其间弹冠引兑，贤不肖人人殊，然介一宰执起，则公卿相随而出，亦关此方气运地脉一时之盛也。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飈发泉涌，……即女郎多有能诗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辈。又毋论诗文。”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湖广》） 湖北进士的崛起，得益于明清时期的书院教育。明清政府均重视官学发展，提倡科举取士，不甚重视书院教育，书院的地位与前朝相比要低得多。明代初期，明太祖因袭元代旧制，，立洙泗、尼山二书院。然而仅此一举而已，此后100多年书院几乎销声匿迹，不得振兴。明代到成化(1465-1487年)后，书院日渐勃兴，嘉靖(1522-1566年)发展到极盛。清代顺治、康熙年间，书院受到抑制，几近沉寂。顺治九年(1652年)，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儒学·学规)。清代到乾隆年间(1736-1795年)，书院发展亦达一时之盛。 考察湖北境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也有一个移动的过程。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湖广》：“论湖北之人才，春秋楚为首，三国时次之，明又次之。”可以说，这是清代以前湖北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三个高峰。而这三个高峰恰恰依次出现在荆州、襄阳、武汉周围。 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灿的明珠。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是当时文学中的精美绝伦之作，并一直吸引着后人的崇敬、仿效和研究，是至今还在发挥着影响的文化遗产。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著名的政治家孙权敖、军事家吴起，都是当时首曲一指的人杰，楚都郢的城市建筑，远远超出当时各国都城，“章华台”的雄伟华丽，更是绝无仅有。此外，楚国的冶炼、纺织、歌舞、医药也相当发达，这些，从建国后所发掘出的楚墓出土文物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从汉代起，襄阳渐有取代荆州成为湖北重心之势。这就是所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东汉的刘秀集团就产生于襄阳附近，随后东汉的一些名臣和学者如王逸、黄香、周章、樊准、刘珍、黄琼、刘毅、谢该；也多为襄阳附近人及安陆、云梦人。汉末天下大乱，刘表以宗室、州牧和学者的身份割据襄阳，与中原相比，前段较为安定，于是本地的黄承彦、庞统、马良、蒯越及外来的司马徽、诸葛亮，或仕或隐，均聚集在襄阳一带。后来曹军占据襄阳，刘备的主力入蜀，襄阳一带的士人各自东西，少数人入魏(蒯越)、入吴(如诸葛瑾)，多数人入蜀(如庞统、诸葛亮、马良、向朗、查允、费袆等)。楚才他用，湖北的文化和人才又成萧疏零落状态。 从明代开始，东南部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了北方，于是湖北的经济和文化就进人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汉周围的黄州府、武昌府、汉阳府，无论就学校数、科举考试中式人数，还是所出文化名人数，都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荆州府、襄阳府在省内仍属发达地区．但其领先和重心的地位已经丧失，退居到次要地位。 有明一代，湖北人才辈出。名将有王聪、王弼、王通、熊廷弼；著名大臣有杨溥、张居正、杨涟，文学家有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在全四文坛—领风骚；官员兼学者则有曹璘、李承箕、李承芳、鲁铎、戴金、颜木、王廷陈、毛风韶、童承叙、熊桴、朱廷立、何迁、陈士元、李先芳、吴国伦、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李维桢、翟九思、汪可受、郝敬等等，著《本草纲日》的李时珍、更是举世闻名的“医圣”。 湖北虽然在文化学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发展却是极不平衡的。身为首辅的张居正称其家乡为“下国之荒陋”，（《张太岳文集》卷《答廉宪王凤洲》）此语虽为谦词，但他确实看到了其文化不很发达的一面。不独张居正，公安袁宗道也有“吾乡固陋”之恨（《白苏斋类集》卷《寄三弟》。）；他还引“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一语发表感慨道：“今措大益多于昔，琵琶遂为麟角矣” （《白苏斋类集》杂说）。后一现象颇耐人寻味。袁宗道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吾邑自洪、成以来，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者，亦复不少，独风雅一门，蓁芜未辟。士自蒙学以至白首，簏书中惟经书一部、烟熏指南、浅说数帙而已。其能诵十科策几段，及程墨后场几篇，则已高视阔步，自夸曰奥博，而乡里小儿惮之，亦不翅扬子云。……通邑学者号诗文为“外作”，“外”之也者，恶其妨“正业”也。至于佛、老诸经，则共目为妖书，而间有一二求通其说者，则诟之甚于盗贼。” （《白苏斋类集》卷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这就涉及到湖北人的民性趋向保守性，极为缺乏创造性。而到清代，连考据之学方面的大家也不曾出现过。倒是在清末民初，得力于新学之兴，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分享： [url=][/url][url=][/url]